(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八：盖琳：为何理解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华文明根性入手？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为何理解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华文明根性入手？

作者 盖琳 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

从2005年开始在欧洲议会工作至今，我接触过不少欧洲的政党。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议会中日常的党团大会，如人民党团会议、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会议等。我也参加过几次英国保守党的年会、地区会议、选区会议，并在两次欧洲大选中为英国保守党拉选票。由于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是一个跨党派的组织，议员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党派，作为秘书长，我在为议员们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常常会被问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出于东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我愈发认为，要想理解中国共产党，需要从中华文明的根性入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总结其根性，是它能够包容外来文化和哲学思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吸取其精华，与固有的文化完美融合，与此同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再创造出适应实际的、新的理论形态，这使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在中国经历融合、创新，焕发新的生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由此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些欧洲议员和同事曾告诉我，他们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因其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还认为这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具有诸多弊端。一位同事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它的要害是忽略了人性的因素”。但无论议员和同事们提出怎样的质疑，他们都无法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曾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变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的强国。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不能被发扬光大？我想这是西方文化和历史积淀中存在的绝对性和排他性，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被融合、创新、善加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成为一泉富有生机的活水，而在西方则僵化为一潭死水。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本质不同

中华文明的根性同样使“政党”的概念在中国被中国化。“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统一、凝聚、团结、纪律等观念传承至今，则让“政党”的概念在中国发生了本质和属性的变化。西方的政党往往只代表某些利益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例如，英国保守党，早期是代表土地贵族和上层阶级的托利党，经过几百年转变，仍然代表上层阶级、资本家的利益。与之抗衡的英国工党，有90%以上的党员来自工会，因此他们也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与西方政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为人民服务”在欧洲则会衍生出为哪一部分人优先服务，怎么服务，由此会衍生出不同党派。比如大多数政治家认为欧洲一体化有益于欧洲人民，但怎样一体化，使得一些右翼的欧洲政党脱离欧洲议会中的人民党团，建立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再比如，一些英国政治家在脱欧问题上的讨论使保守党出现内部分歧，两位首相被迫辞职，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甚至引发一些党员脱离保守党，组建了英国独立党。之后又因为脱欧进程导致独立党再次分裂出英国脱欧党。

2019年9月，民众到位于四川仪陇县的张思德纪念馆参观学习。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记载，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中国共产党比西方政党纪律更加严明。仅以中国共产党与英国政党相比较，英国下议院的一项报告指出，52%的英国独立党党员、51%的苏格兰民族党员、大约33%的保守党员、自由民主党党员和23%的工党党员在2012年至2017年间，参加过一次党派会议。仅有49%的保守党员签署过支持政党政策的请愿书。不到半数的自由民主党员、约37%的保守党员和28%的工党党员在选举前发过党派传单。相比之下，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员，无论职务、行业，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员比英国各党派的党员们更加严肃认真，纪律严明。

中国化的民主

民主传到中国后，同样因为中华文明的根性被中国化。中华文明一个传承已久的观点，是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即“中庸之道”。民主往往是相对而言的。过度的民主也会导致社会混乱，行动效率低。比如，在抗击疫情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效率之低下暴露无疑。西方所谓的“民主”在全球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反而妨碍了疫情被迅速有效地治理，导致疫情扩散更加严重。

类似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当局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缺乏与民众沟通协商，导致决策集中与民主出现失衡。示威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引发暴力，是自由过度滥用的后果。

在中国人的文化概念里，民主和集中相对而言，自由和纪律相对而言，它们既矛盾又统一，需要相互制衡。民主传到中国，最终演变成民主集中制，即重大决策投票产生，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选举产生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代理人，下级服从上级，在做决策时上下沟通，上级听取下级意见，上级解决下级提出的问题，互相监督。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集体领导、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全体党员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等等。

2021年7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的观众与党旗合影。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综合而言，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积淀，中国共产党与欧洲政党在本质和属性上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被孕育出新的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托中华五千年文明开辟出新的道路。时代正在证明中国民主制度鲜明的文化特色及其优越性。只要我们承前启后，不断创新，坚持深化改革，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会越走越宽，前景更加美好。(完)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清晨，合唱团在进行准备工作。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作者简介：

盖琳，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许保留中国国籍的同时成为欧盟公务员。2006年协助德瓦等友华议员在欧洲议会成立欧中友好小组，任秘书长。2019年3月协助欧洲议会内响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议员成立“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委员会，任委员会执行秘书。兼任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务。发表过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