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戏剧史长编》再版之际（副题）

【读书者说】

在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中，周贻白（1900年-1977年）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戏剧史大家。他历尽艰辛，刻苦自学，攻读文史群籍，自20世纪30年代起，致力于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共完成了7部中国戏剧史的撰写。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撰写了《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中国戏剧小史》《中国戏剧史》四部戏剧史著。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修订和写作了《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三部戏剧史著。

(资料图)

其中，《中国戏剧史》从抗战初期开始写作至1947年完稿，前后历经十余年，书稿也从最初成书时的六七十万字，经过多次修改，删繁就简，去粗存精，最后定稿时只剩四十万字左右。1953年中华书局首次出版了《中国戏剧史》（三卷本），1960年经周贻白重新修订，将《中国戏剧史》易名为《中国戏剧史长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各版均沿袭了修订后的这个版本。

在七部戏剧史著中，《中国戏剧史长编》的撰写历时最久、修订次数最多、耗费心力最大、是最能代表周贻白戏剧史研究成就的著述。若将其放置到近百年中国戏剧史学发展的时代语境中进行考察，并与其他戏剧史著进行对比阅读，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周贻白在研究观念和研究形态上的创新以及对当下中国戏剧史学的启迪。

开创了用通史体例撰写戏剧史

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戏剧研究观念的创新主要体现为通史观念、场上艺术观念和综合艺术观念三个方面。

周贻白的戏剧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主张“编著史书，不在记述往迹，而在穷其流变”，基于“穷究源变”的史学观念，他的戏剧史著述采用通史的体例撰写。“通史观念”首先表现为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规律探索上，这构成了周贻白戏剧史研究的一条主线，譬如，在对曲的演变、角色衍变等内容的探讨上就较能体现出这一观念；其次是通过对戏剧史的不断改写使“通史观念”渐趋完善，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的撰写不仅开创了通史体例，而且创建了中国剧场史研究的新范式，三卷本《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戏剧史著作，《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则是周贻白出版的第一部戏曲史。不同时期戏剧史的撰写既体现出了周贻白的通史观念，也反映出他所作的调适与修订。

“场上艺术观念”用周贻白的一句话来表述，那便是“非奏之场上不为功”。在周贻白之前，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学者基本都把戏剧作为文学、曲学来看待，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戏剧期刊的创办等，中国戏剧自身的艺术特征才越来越被重视，从戏剧艺术自身特质出发探讨其发展规律才被戏剧史研究者们所接受。“场上艺术观念”主要表现为将各个历史时期的舞台演出作为戏剧史研究的枢纽，并以此为轴心贯穿戏剧研究的方方面面。如在论述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时，周贻白将排场、曲调和演出开辟专节，论述当时的演剧状况。

周贻白始终秉持戏剧是综合艺术的观念，在本书中主要有两种体现：一是关于戏剧起源的“多源综合”；二是把戏剧作为综合艺术进行全面研究。他指出中国戏剧的起源“线索不止一条，来源不止一个”，这与20世纪初至50年代主张戏剧起源于单一来源有很大不同，其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中国戏剧源自巫觋，有的学者主张中国戏剧起源自“优孟衣冠”，孙楷第在《傀儡戏考原》中认为中国戏剧的表演形式系模仿傀儡戏而来，周贻白都从戏剧起源的“多源综合”立场予以批驳。在本书中，周贻白将戏剧脸谱、演员扮演、剧场沿革、戏班剧社、声腔剧种、排场关目、乐舞杂技、曲词格律等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研究，使他的戏剧史呈现出多维、立体的形态特征

建构了戏剧演出形态研究的新视域

中国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要借助“歌舞”的表现形式来演绎故事，演员则是运用唱、念、做、打的技术和手、眼、身、法、步的体态和神情等表现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戏剧形态的研究即是对戏剧本体的研究，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戏剧史研究上较为关注的是戏剧的文学性、思想性等内容，对戏剧形态的研究则存在着不足。周贻白秉持“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戏剧观念，不仅把戏剧作为立体的表演艺术进行研究，而且将戏剧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戏剧类型以及声腔、剧种等皆纳入戏剧形态的范畴进行考察，从而建构了从演出形态、声腔剧种形态研究戏曲史的新视域。

周贻白在继承前辈学人戏剧演出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他不仅使演出形态在戏剧史研究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且使其系统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戏剧扮演的关注与研究，这是他戏剧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周贻白戏剧史学的一条主线，沿着这条线索他分别对元杂剧、明传奇中的戏剧，扮演进行了考察。二是对于表演相关的其他参与演剧形态元素的关注。在周贻白的戏剧史研究范式和框架中，对戏曲文学、音乐曲律、作家作品的研究并没有受到排斥，而是作为戏剧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被容括在内，与案头研究并重的是舞台上的演员扮演，包括角色、装扮、切末、脸谱、音乐、唱词、表情、身段、武技等等与演员表演相关的一切元素都被纳入他的研究范畴内。周贻白并没有把“案头”和“场上”分别论述、单独研究，而是用剧场观念统摄，将案头与场上合一，进行综合考察。

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对戏剧声腔剧种的研究，不仅是周贻白戏剧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最具特色的研究内容之一。声腔属于戏剧音乐的范畴，欧阳予倩指出“中国各地方戏曲的区别，主要是在声腔方面，至于演出形式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之点”（《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戏剧声腔主要包括音乐、唱腔等内容。周贻白的戏剧声腔研究，首先是在欧阳予倩、王芷章、马彦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的系统化；其次是将声腔作为戏剧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观照。在对声腔理论的系统化上，周贻白在《中国戏剧的上下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戏剧在声腔上可以分作三大源流”的观点，随后在《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一文中作了进一步阐释，继而在《中国戏剧史长编》第三十一节“各地方戏剧的发展”中，在三大声腔源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戏剧的声腔从历史的衍变和地域的传播上看，应当是昆、高、梆、黄、柳五大类别”的主张。

周贻白戏剧史观的当代价值

考察一部戏剧史著作是否具有当代价值，最适合的标准就是要看其创立的范式、提出的观念、开创的路径等能不能被当下的人接受并继续往前推进和进一步完善。周贻白在他的戏剧史学研究中提出的观念、创立的范式不仅得到了有效的继承，而且也取得了新的发展。例如，周贻白先生的哲嗣周华斌，在影视剧、多媒体和网络时代等传播媒介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周贻白戏剧史学的基础上提出“大戏剧”观念，这是对周贻白的“综合艺术观”“场上艺术观”的继承、转化和发展的成果。

在本书第八章“清代戏剧的转变”（1736—1820）和第九章“皮黄剧”（1821—1911）中，周贻白使用“转变”一词，用来强调和凸显中国戏剧发展中的变化，这一“转变”以花部戏剧的勃兴、京腔与秦腔的争胜、四大徽班进京和皮黄的诞生为重要表征，而中国戏剧也由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表演为中心的演剧或观剧观念的变化，则是促使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周贻白晚清戏剧“转变”的观念，对此后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产生了有益的启迪，例如，么书仪的《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即着眼于从宫廷演剧、徽班进京、男旦兴衰、演剧环境等因素阐释了晚清戏曲变革的具体内涵。

对剧场和扮演的关注是贯穿在周贻白戏剧史研究中的一条主线，纵观《中国戏剧史长编》九章三十一节内容，可以清晰地发现本书讨论的核心点聚焦在“场上”演出，以考察排场、扮演、剧场等为重心，勾勒出一条清晰的中国戏剧舞台演出史线路。周贻白重演出、重剧场的研究方法及视角，对此后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良好的助益。首先，重视演出必然会关注以演员扮演为中心的演剧形态，进而考察戏剧的外部表现形式，如康保成著《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黄天骥、康保成主编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贻白的影响。其次，重视剧场的考察和对剧场衍变历史的探索。早在1936年周贻白就写成了《中国剧场史》一书，是此后中国剧场史研究的先导，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念慈提出“戏曲文物学”这一概念后，使用考古所发现戏曲文物与史料互证来进行戏剧史和剧场史研究成了主流，不仅催生了“戏曲文物学”这一新的学科，而且涌现出了大量剧场史著述，如王遐举《中国古代剧场》、周华斌著《京都古戏楼》、李畅《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颜伟《中国神庙剧场史》，以及黄维若撰写的《宋元明三代中国北方农村庙宇舞台的沿革》《中国南方农村古舞台巡礼》两篇考察中国南北方农村戏台的专门论文等，都是在周贻白的“剧场观念”启迪下进行的。

周贻白先生一生嗜书如命，晚年下身瘫痪，仍每日手不释卷。《中国戏剧史长编》是他的心血之作，是中国戏剧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相信这部经典的再版，定能够给新时代中国戏剧史学研究带来良好的助益。

（作者：陈杰，系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师、艺术学博士）